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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畢飛宇:小說內部的邏輯與反邏輯

                时间:2018-01-26     作者:畢飛宇   阅读

                “走”與“走”——小說內部的邏輯與反邏輯

                在北京大學的演講

                文 | 畢飛宇


                我沒有能力談大的問題,今天只想和老師、同學們交流一點小事,那就是走路。大家都會走路,可以說,走路是日常生活里最常見的一個動態。那我們就來看一看,這個最常見的動態在小說的內部是如何被描述的,它是如何被用來塑造人物并呈現小說邏輯的。為了把事情說清楚,我今天特地選擇了我們最為熟悉的作品,一個是《水滸》的局部,一個是《紅樓夢》的局部,我們就聯系這兩部作品來談。


                寫李逵考驗的是一個作家的單純、天真、曠放和力必多,它考驗的是放;寫林沖考驗的則是一個作家的積累、社會認知、內心的深度和復雜性,它考驗的是收。


                我們先來談林沖。用金圣嘆的說法,“林沖自然是上上人物,寫得只是太狠。看他算得到,熬得住,把得牢,做得徹,都使人怕。”金圣嘆也評價過“上上人物”李逵,說“李逵一片天真爛漫到底。”“一片天真爛漫到底”,這句話道出了李逵的先天氣質,他是不會被外部的世界所左右的,他要做他自己。在小說的內部,李逵一路縱橫,他大步流星,酣暢淋漓。為什么會這樣?因為李逵“天真爛漫”,他是天生的英雄、天然的豪杰、天才的土匪。林沖卻不是,林沖屬于日常,他的業務突出,他的心卻是普通人的,這顆普通的心只想靠自己的業務在體制里頭混得體面一些,再加上一個美滿的家庭,齊了。


                林沖和李逵是兩個極端,李逵體現的是自然性,林沖體現的則是社會性。和李逵相反,林沖一直沒能也不敢做他自己,他始終處在兩難之中。因為糾結,他的心中積壓了太多的負能量,所以,林沖是黑色的、畸形的、變態的,金圣嘆說他“都使人怕”,是真的。我個人一點都不喜歡林沖。但是,作為一個職業作家,我要說,林沖這個人物寫得實在是好。李逵和林沖這兩個人物的寫作難度是極高的,在《水滸》當中,最難寫的其實就是這兩個人。——寫李逵考驗的是一個作家的單純、天真、曠放和力必多,它考驗的是放;寫林沖考驗的則是一個作家的積累、社會認知、內心的深度和復雜性,它考驗的是收。施耐庵能在一部小說當中同時完成這兩個人物,我敢說,哪怕施耐庵算不上偉大,最起碼也是一流。


                林沖在本質上是一個怕事的人,作為一個出色的技術干部,他后來的一切都是被社會環境所逼的,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那個“逼上梁山”。我所關心的問題是,從一個技術干部變成一個土匪骨干,他一路是怎么“走”的?施耐庵又是如何去描寫他的這個“走”的?我想告訴你們的是,施耐庵在林沖的身上體現出了一位一流小說家強大的邏輯能力。這個邏輯能力就是生活的必然性。如果說,在林沖的落草之路上有一樣東西是偶然的,那么,我們馬上就可以宣布,林沖這個人被寫壞了。


                林沖殺人——為什么殺人?林沖知道了真相,暴怒——為什么暴怒?陸虞候、富安肆無忌憚地實話實說——為什么實話實說?陸虞候、富安沒能與林沖見面——為什么不能見面?門打不開——為什么打不開?門后有塊大石頭——為什么需要大石頭?風太大。這里的邏輯無限地縝密,密不透風。


                林沖的噩運從他太太一出場實際上就已經降臨了,這個噩運就是社會性,就是權貴,就是利益集團——高太尉、高衙內、富安、陸虞候。應當說,在經歷了誤入白虎堂、刺配滄州道等一系列的欺壓之后,林沖的人生已徹底崩潰,這個在座的每個人都知道。我要指出的是,即使林沖的人生崩潰了,這個怕事的男人依然沒有落草的打算。他唯一的愿望是什么?是做一個好囚犯,積極改造,重新回到主流社會。可林沖怎么就“走”上梁山了呢?兩樣東西出現了,一個是風,一個是雪。


                我們先來說雪。從邏輯上說,雪的作用有兩個,第一,正因為有雪,林沖才會烤火,林沖才會生火,林沖在離開房間之前才會仔細地處理火。施耐庵在這個地方的描寫是細致入微的,這樣細致的描寫給我們證明了兩件事:A,林沖早就接受了他的噩運,他是一個好犯人,一直在積極地、配合地改造他自己;B,這同時也證明了另一件事情,草料場的大火和林沖一點關系都沒有,有人想陷害林沖,嚴格地說,不是陷害他,是一定要他死。第二,正因為有雪,雪把房子壓塌了,林沖才無處藏身,林沖才能離開草料場。某種意義上說,雪在刁難林沖,雪也在挽救林沖,沒有雪,林沖的故事將戛然而止。這是不可想象的。


                我們再來談風。風的作用要更大一些。第一,如果沒有風,草料場的大火也許就有救,只要大火被撲滅了,林沖也許就還有生路。但是,這不是關鍵,關鍵的是第二,如果沒有風,林沖在山神廟里關門的動作就不一樣了。對林沖來說,如何關門才是重中之重。我們先來看小說里頭是如何描寫林沖關門的:


                入得廟門,(林沖)再把門掩上,旁邊有一塊大石頭,掇將過來,靠了門。


                林沖其實已經將門掩上了,但是,不行,風太大了,關不嚴實。怎么辦?正好旁邊有一塊大石頭,林沖的力氣又大,幾乎都不用思索,林沖就把那塊大石頭搬過來了,靠在了門后。不要小看了這一“靠”,這一靠,小說精彩了,一塊大石頭突然將小說引向了高潮。為什么?因為陸虞候、富安是不可以和林沖見面的,如果見了,陸虞候他們就不會說那樣的話,林沖就不可能了解到真相。換句話說,小說頓時就會失去它的張力,更會失去它的爆發力。是什么阻擋他們見面的呢?毫無疑問,是門。門為什么打不開呢?門后有一塊大石頭。門后面為什么要有一塊大石頭呢?因為有風。你看看,其實是風把陸虞候與林沖隔離開來了。


                現在,這塊大石頭不再是石頭,它是麥克風,它向林沖現場直播了陸虞候和富安的驚天陰謀。這塊大石頭不只是將廟外的世界和廟內的世界阻擋開來了,同時,這塊大石頭也將廟外的世界和廟內的世界聯系起來了。它讓林沖真正了解了自己的處境,他其實是死無葬身之地的。我們來看一看這里頭的邏輯關系:林沖殺人——為什么殺人?林沖知道了真相,暴怒——為什么暴怒?陸虞候、富安肆無忌憚地實話實說——為什么實話實說?陸虞候、富安沒能與林沖見面——為什么不能見面?門打不開——為什么打不開?門后有塊大石頭——為什么需要大石頭?風太大。這里的邏輯無限地縝密,密不透風。


                別林斯基說:“偶然性在悲劇中是沒有一席之地的。”這句話說到點子上了。


                有沒有人舉手要問問題?沒有。那我就自己問自己一個問題,你剛才不是說,林沖的噩運是社會性的么?林沖在他的落草之路上沒有一件是偶然的么?那好,問題來了,雪和風并沒有社會性,它們是純天然、純自然的,自然性難道不是偶然的么?


                這個問題雖然是我自己提出來的,我還是要說,這是一個好問題。我想說,在這里,雪和風都不是自然的,更不是偶然的。


                即將證明這個觀點的不是我,是小說里的一個人物,他叫李小二,也就是在東京偷了東西被林沖搭救的那個小京漂。因為開酒館,小京漂在他的小酒館里看見了兩個鬼鬼祟祟的“尷尬人”,因為“尷尬”,李小二在第一時間把這個消息報告了林沖,林沖一聽就知道那個三十來歲的男人就是陸虞候,為此,林沖還特地到街上去買了一把尖刀,街前街后找了三五日。


                問題出在第六日,施耐庵明確地告訴我們,是第六日。第六日,林沖的工作突然被調動了,他被上級部門由牢城營內調到了草料場。林沖剛剛抵達草料場,作者施耐庵幾乎是急不可耐地交代了一件大事,那就是氣象,作者寫道:


                正是嚴冬天氣,彤云密布,朔風漸起,卻早紛紛揚揚下了一天大雪來。


                在小說里頭,我們把這樣的文字叫做環境描寫。現在我反過來要問你們一個問題了,作者在這個地方為什么要來一段環境描寫?對,通過這樣的環境描寫,聯系到上下文,我們知道了一件事,在過去的六天里頭,被李小二發現的那兩個“尷尬人”其實一直都藏在暗處,他們在做一件大事,那就是等待。等什么?等風和雪。他們不傻,大風不來,他們是不會放火的,沒有大風,草料場就不會被燒光,他們就不能將林沖置于死地。你說說,兩個心懷鬼胎、周密策劃、等了六天才等來的大風雪是自然的么?是偶然的么?當然不是。風來了,雪來了,林沖的工作被調動了,一切都是按計劃走的,一切都是必然。


                別林斯基說:“偶然性在悲劇中是沒有一席之地的。”這句話說到點子上了。


                小說到了這樣的地步,即使是施耐庵也改變不了林沖向東走的行為。小說寫到作者都無法改變的地步,作者會很舒服的。


                草料場被燒了,林沖知道真相了,林沖也把陸虞候和富安都殺了。事到如此,除了自我了斷,林沖其實只剩下上梁山這一條道可以走了。如果是我來寫,我會在林沖酣暢淋漓地殺了陸虞候、富安、差撥之后,立馬描寫林沖的行走動態,立馬安排林沖去尋找革命隊伍。這樣寫是很好的,這樣寫小說會更緊湊,小說的氣韻也會更加生動。但是,施耐庵沒這么寫,他是這么寫的——


                (林沖)將尖刀插了,將三個人的頭發結做一處,提入廟里來,都擺在山神面前供桌上,再穿了白布衫,系了胳膊,把氈笠子帶上,將葫蘆里冷酒都吃盡了。被與葫蘆都丟了不要,提了槍,便出廟門東頭去。


                這一段寫得好極了,動感十足,豪氣沖天,卻又不失冷靜,是林沖特有的、令人窒息的冷靜。這段文字好就好在對林沖步行動態的具體交代:提了槍,便出廟門東去。我想說,這句話很容易被我們的眼睛滑落過去,一個不會讀小說的人是體會不到這句話的妙處的。


                林沖為什么要向東走?道理很簡單,草料場在城東。如果向西走,等于進城,等于自投羅網。這句話反過來告訴我們一件事,林沖這個人太“可怕”了,簡直就是變態,太變態了。雖然處在激情之中,一連殺了三個人,林沖卻不是激情殺人。他的內心一點都沒有亂,按部就班的:先用仇人的腦袋做了祭司,再換衣服,再把酒葫蘆扔了,在他扔掉酒葫蘆之前,他甚至還沒有遺忘那點殘余的冷酒。“可怕”吧?一個如此變態、如此冷靜的人會怎么“走”呢?當然是向東“走”,必然是向東“走”。小說到了這樣的地步,即使是施耐庵也改變不了林沖向東走的行為。小說寫到作者都無法改變的地步,作者會很舒服的。


                在這里,林沖這個人物形象就是靠“東”這個詞支撐起來的。所謂“算得到、熬得住、把得牢、做得徹”,這四點在這個“東”字上全都有所體現。我們常說文學是有分類的,一種叫純文學,一種叫通俗文學。這里的差異固然可以通過題材去區分,但是,最大的區分還是小說的語言。《水滸》是一部打打殺殺的小說,但是,它不是通俗小說和類型小說,它是真正的文學。只有文學的語言才能帶來文學的小說。那種一門心思只顧了編制小說情節的小說,都不能抵達文學的高度。沒有語言上的修養、訓練和天分,哪怕你把“純文學作家”這五個字刻在你的腦門上,那也是白搭。


                小說語言第一需要的是準確。美學的常識告訴我們,準確是美的,它可以喚起審美。關于審美,我們都聽說過這樣的一句話:“蘿卜青菜,各有所愛。”這句話是對的,也是錯的。如果說這句話的是一個賣蘿卜青菜的大媽,這句話簡直就是真理,但是,一個在北京大學讀書的大學生也這么說,這句話就是錯的。我們不能知其然,我們要知道所以然。


                審美的心理機制不是憑空產生的,無論是黑格爾還是康德,包括馬克思,他們的美學思想里頭有兩個基本概念我們千萬不該忽略,那就是合目的、合規律。說白了,審美的心理機制來自于我們現實生存,它首先是符合生命目的的。比方說,力量,生存離不開生命的力量,所以,力量從一開始就是我們的審美對象。舉一個例子吧,在農業文明產生之前,前面有一頭野豬,它離我們有五十米那么遠,可你的力量只能把標槍扔出去三十米,那你就不可能打到野豬,你只能餓肚子,所以,力量構成了美。


                如果你的力量可以保證你扔出去六十米,可你手上沒準頭,你還是打不到野豬。這一來我們需要的其實不只是力量,而是有效的、可以控制的、可以抵達對象的力量。這個“可以抵達對象”就叫準確,它不只是關乎身理,也關乎心理與意志。準確是如何獲得的呢?你就必須把握力量的規律。這就叫合規律。想想吧,我們一邊吃著野豬肉、一邊對力量、對準確就有了十分愉悅的認知,這個愉悅就是最初的審美。的確,準確是一種特殊的美,它能震撼我們的心靈。神秘的狙擊手可以成為我們的英雄,道理就在這里。我想提醒大家注意,英雄不只是道德意義上的概念,也是美學上的一個概念。我們談戀愛也是這樣,你寫了二十首情詩,分別發給了二十個姑娘,最后連一個女朋友也沒有得到,你一定會成為笑柄,這證明了你的精確度不夠。精確度不夠會使你成為一只癩蛤蟆,還成天想吃天鵝肉。


                大家都還記得宋丹丹女士對趙本山先生說過的一句話吧,“別人唱歌是要錢,大哥唱歌是要命。”大哥的歌聲為什么會“要命”?我想大家都懂了。是的,藝術一旦失去了它的準確性,它就會走向反面,也就是錯位。錯位可以帶來滑稽,那是另一個美學上的話題了。


                回到小說吧。向東走,這個動作清楚地告訴我們,即使到了如此這般的地步,林沖依然沒有打算上山。“向東”清楚地告訴我們,這是一個疑似的方向,林沖其實沒有方向,他只是選擇了流亡,他能做的只是規避追捕。到了這里我們這些讀者徹底知道了,林沖這個人哪,他和造反一點關系都沒有,他的身上沒有半點革命性。這才叫“逼上梁山”。


                但寫作就是這樣,作家的能力越小,他的權力就越大,反過來,他的能力越強,他的權力就越小。


                我們說,現實主義作品往往都離不開它的批判性,如果我們在這個地方來審視一下所謂的“批判性”的話,施耐庵在林沖這個人物的身上幾乎完成了“批判性”的最大化,——天底下還有比林沖更不想造反的人么?沒有了,就是林沖這樣的一個慫人,大宋王朝也容不下他,他只能造反,只能“走”到梁山上去,大宋王朝都壞到什么地步了。這句話也可以這樣說,林沖越慫,社會越壞。林沖的慫就是批判性。


                說到這里我想做一個小結,我們都喜歡文學作品的思想性,我想說的是,思想性這個東西時常靠不住。思想性的傳遞需要作家的思想,其實更需要作家的藝術才能。沒有藝術才能,一切都是空話。在美學上,說空話有一個專業的名詞,叫“席勒化”,把思想性落實到藝術性上,也有一個專業名詞,叫“莎士比亞化”,這個在座的都知道。聯系到林沖這個人物來說,如果施耐庵只是拍案而起、滿腔熱誠地“安排”林沖“走”上梁山,我們說,這就叫“席勒化”,“席勒化”有一個標志,那就是這樣的作家都可以去組織部。相反,由白虎堂、野豬林、牢城營、草料場、雪、風、石頭、逃亡的失敗、再到柴進指路,林沖一步一步地、按照小說的內部邏輯、自己“走”到梁山上去了。這才叫“莎士比亞化”。在“莎士比亞化”的進程當中,作家有時候都說不上話。


                但寫作就是這樣,作家的能力越小,他的權力就越大,反過來,他的能力越強,他的權力就越小。


                梨園行當里頭有一句話,叫“男怕《夜奔》,女怕《思凡》,”這句話說盡了林沖這個人物形象的復雜性,林沖在一步一步地往前走,卻一步步走向了自己的反面,他“走”出去的每一步都是他自己不想“走”的,然而,又不得不走。在行動與內心之間,永遠存在著一種對抗的、對立的力量。如此巨大的內心張力,沒有一個男演員不害怕。


                《水滸》依仗的是邏輯,曹雪芹依仗的卻是反邏輯。生活邏輯明明是這樣的,曹雪芹偏偏不按照生活邏輯去出牌。因為失去了邏輯,曹雪芹在《紅樓夢》里給我們留下了一大片一大片的“飛白”。


                施耐庵的小說很實,他依仗的是邏輯。但是,我們一定要知道,小說比邏輯要廣闊得多,小說可以是邏輯的,可以是不邏輯的,甚至于,可以是反邏輯的。曹雪芹就是這樣,在許多地方,《紅樓夢》就非常反邏輯。因為反邏輯,曹雪芹的描寫往往很虛。有時候,你從具體的描寫對象上反而看不到作者想表達的真實內容,你要從“飛白”——也就是沒有寫到的地方去看。所謂“真事隱去、假語存焉”就是這個道理。好,我們還是來談“走”路,看看曹雪芹老先生在描寫“走”的時候是如何反邏輯的。


                如果有人問我,在《紅樓夢》里頭,哪一組小說人物的關系寫得最好,我會毫不猶豫地把我的大拇指獻給王熙鳳和秦可卿這對組合,她們是出彩中國人。


                作為一個讀者,我想說,就小說的文本而言,王熙鳳和賈蓉的妻子秦可卿關系非同一般,如果聯系到王熙鳳和賈蓉之間的曖昧,王熙鳳和秦可卿之間就更非同一般了。請注意,我的措辭,我并沒有說她們的關系非常好,我只是說,她們的關系“非同一般”。怎么個“非同一般”?我們往下說。


                這不是一句普通的客套話,它很黑,絕對是從黑洞里冒出來的。這是反邏輯的。


                在小說里頭,王熙鳳和秦可卿第一次“面對面”是在第七章里頭。這一段寫得很棒。看似很平靜,一點事情都沒有,其實很火爆。在場的總共有五個人,王熙鳳、賈寶玉、賈蓉,尤氏,秦可卿。這五個人之間的關系復雜了:王熙鳳和賈蓉之間是黑洞,賈蓉和秦可卿是夫妻,秦可卿是賈寶玉的性啟蒙老師,尤氏是賈蓉的母親,尤氏是秦可卿的婆婆,尤氏還是王熙鳳的嫂子。這么多的關系是很不好寫的。一見面,曹雪芹寫到:“那尤氏一見了鳳姐,必先笑嘲一陣,”這句話很怪異,有些空穴來風。尤氏見到鳳姐為什么總是要“笑嘲一陣”呢?曹雪芹也沒有交代,這是一個問題,我們先放在這里。而王熙鳳的做派更怪異,她在嫂子面前擺足了架子,高高在上了,盛氣凌人了,她對尤氏和秦可卿說:“你們請我來做什么?有什么好東西孝敬我,就快供上來,我還有事呢。”當然了,這是王熙鳳一貫的做派,她在親人之間這樣說話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問題是,秦可卿要帶寶玉去見秦鐘,尤氏不知趣了,她借著秦鐘挖苦了一番王熙鳳,說王熙鳳是“破落戶”,要被人笑話的。王熙鳳的回答顯然出格了,超出了玩笑的范疇,她當場反唇相譏:“普天下的人,我不笑話也就罷了。”這句話重了,最讓人不能理解的事情發生了,賈蓉剛說了幾句阻攔的話,王熙鳳對賈蓉說:“憑他(秦鐘)什么樣兒,我也要見一見!別放你娘的屁了。再不帶我看看,給你一頓好嘴巴。”


                “別放你娘的屁了,”“給你一頓好嘴巴,”這番話的腔調完全是一個流氓,很無賴,幾乎就是罵街。這番話是小題大做的,讓我們這些做讀者的很摸不著頭腦,反過來,我們這些做讀者的自然要形成這樣幾個問題,第一,王熙鳳對賈蓉是肆無忌憚的,她為什么如此肆無忌憚?她的怒火究竟是從哪里來的?第二,王熙鳳是不是真的憤怒?她對賈蓉到底是嚴厲的呵斥,還是男女之間特殊的親昵?這個很不好判斷。第三,這才是最關鍵的,王熙鳳當著秦可卿的面對秦可卿的丈夫這樣,以王熙鳳的情商,她為什么一點也不顧及一個妻子的具體感受?簡單地說,我們反而可以把王熙鳳和賈蓉的關系放在一邊,首先面對王熙鳳和秦可卿的關系,這兩個女人之間到底怎么樣?


                曹雪芹厲害。曹雪芹其實已經明白無誤的告訴我們了,王熙鳳和秦可卿是閨蜜,她們很親密。我這樣說有證據么?有。同樣是在第七章,也就是王熙鳳和秦可卿第一次見面前,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很容易被我們忽略的細節,——周瑞家的給王熙鳳送宮花去了。王熙鳳正和賈璉“午睡”呢,周瑞家的只能把宮花交給平兒,請注意,平兒拿了四朵,卻拿出了兩朵,讓彩明送到“那邊府里”,干什么呢?“給小蓉大奶奶戴去。”這個細節向我們證明了一件事,在平兒的眼里,王熙鳳和秦可卿是親密的,也許在整個賈府的眼里,她們都是親密的。一切都是明擺著的。


                然而,當我們讀到第十一章的時候,我們很快又會發現,這個“明擺著”的關系遠不如我們預料的那樣簡單。這一章也就是《慶壽辰寧府排家宴見熙鳳賈瑞起淫心》。這一章主要寫了王熙鳳對病人秦可卿的探望。我想告訴大家的是,如果我們對《紅樓夢》有了一個結構性的了解,這個第十一章其實是可以從小說當中脫離開來的,我們可以把第十一章當成一個精彩的短篇小說來讀。生活是多么地復雜,人性是多么地深邃,這一章里頭全有。這一章寫得好極了。


                我剛才說了,《水滸》依仗的是邏輯,曹雪芹依仗的卻是反邏輯。生活邏輯明明是這樣的,曹雪芹偏偏不按照生活邏輯去出牌。因為失去了邏輯,曹雪芹在《紅樓夢》里給我們留下了一大片一大片的“飛白”。這些“飛白”構成了一種驚悚的、浩瀚的美,也給我們構成了極大的閱讀障礙。就在我演講之前,我剛剛給北京大學的十大讀書明星頒發了獎品,我注意到,讀書最多的同學一年借閱了381本書,在此,我要向這些閱讀狂人致敬,你們很了不起。可我也想補充一點,有時候,我們用一年的時間只讀一本書,這也挺好。對我來說,《紅樓夢》是可以讓我讀一輩子的書。


                回到《紅樓夢》的第十一章。第十一章是從賈敬的壽辰寫起的,也就是一個很大的派對。在小說里頭,描寫派對永遠重要。在我看來,描寫派對最好的作家也許要算托爾斯泰,他是寫派對的圣手。在《戰爭與和平》里頭,在《安娜卡列尼娜》里頭,如果我們把那些派對都刪除了,我們很快就會發現,小說的魅力是失去一半。作為一個寫作者,我想說,派對其實很不好寫,場面越大的派對越不好寫,這里的頭緒多,關系多,很容易流于散漫,很容易支離破碎。但是,如果你寫好了,小說內部的空間一下子就被拓展了,并使小說趨于飽滿。


                我想說的是,曹雪芹的這個派對寫得極其精彩,完全可以和托爾斯泰相媲美。


                賈敬做壽,這是寧國府的頭等大事,如此重要的一個派對,一個都不能少。孫媳婦秦可卿卻沒有出席。這是反邏輯的。


                秦可卿原來是病了,所以她沒來。當王熙鳳知道秦可卿生病之后,說,“我說他不是十分支持不住,今日這樣的日子,再也不肯不扎掙著上來。”很難說為什么,這句話在我的眼里有些不對勁。對勁不對勁我們先不管,作為秦可卿的閨蜜,以王熙鳳的情商,她為什么不問一問秦可卿的病情呢?這是反邏輯的。


                賈蓉出現了,王熙鳳也想起來了,她該向賈蓉詢問一下秦可卿的病情了,賈蓉的回答很不樂觀。如果是依照邏輯的話,曹雪芹這個時候去交代王熙鳳的反應才對。然而,曹雪芹沒有交代,相反,卻寫了王熙鳳和太太們的說笑。在王熙鳳說了一通笑話之后,曹雪芹寫道:“一句話說的滿屋子的人都笑了起來。”這是反邏輯的。


                接下來是王熙鳳對秦可卿的探望,一同前往的有賈寶玉、賈蓉。因為是進了自己的家門,賈蓉當然要讓下人給客人到茶,賈蓉說:“快到茶來,嬸子(王熙鳳)和二叔在上房還未喝茶呢。”這句話非常有意思,你想想,爺爺的生日派對上那么多的人,場面如此地龐雜、如此地混亂,賈蓉卻能準確的說出“嬸子”“在上房還未喝茶”。我想問問大家,賈蓉的注意力都放在哪里了?請注意,此時此刻,他的太太還在病床上奄奄一息呢。賈蓉的注意力一刻也沒有離開過“嬸子”,要不然他說不出這樣的話來。這不是一句普通的客套話,它很黑,絕對是從黑洞里冒出來的。這是反邏輯的。


                兩個女人的私房話也許沒什么可說的,然而,在兩個女人對話的過程中,王熙鳳做了一件事,把賈寶玉打發走了,附帶著把賈蓉也打發走了。一個女人去看望另一個生病的女人,卻把人家的丈夫打發走,這是符合邏輯還是反邏輯的?作為一個讀者,老實說,我不能確定。既然不確定,那我就先把這個問題放下來,這是我放下的第二個問題,第一個問題是尤氏一見到鳳姐就要“笑嘲一陣”,我們把這些問題都放在后面說。


                這句話我不知道讀過多少遍了,在我四十歲之后,有一天夜里,我半躺在床上再一次讀到這句話,我被這句話嚇得坐了起來。我必須在此承認,我被那個叫王熙鳳的女人嚇住了。


                探望結束了,因為悲傷,王熙鳳眼睛紅紅的,她離開病人秦可卿。生活常識和生活邏輯告訴我們,一個人去探望一個臨死的病人,尤其是閨蜜,在她離開病房之后,她的心情一定無比地沉痛。好吧,說到這里,小說該怎么寫,我想我們都知道了,曹雪芹也許要這樣描寫王熙鳳了:她一手扶著墻,一手掏出手絹,好好地哭了一會兒,心里頭也許還會說:“我可憐的可卿!”——是的,當著病人的面不好痛哭,你得控制住自己,現在好了,都離開病人了,那你也就別忍著了。然而,對不起了,我們都不是曹雪芹。王熙鳳剛剛離開秦可卿的病床,曹雪芹突然抽風了,這個小說家一下子發起了臆癥,幾乎就是神經病。他詩興大發,濃墨重彩,用極其奢華的語言將園子里美好的景致描繪了一通。突然,筆鋒一轉,他寫到:


                鳳姐兒正自看院中的景致,一步步行來贊賞。


                上帝啊,這句話實在是太嚇人了,它完全不符合一個人正常的心理秩序。我想告訴你們的是,這句話我不知道讀過多少遍了,在我四十歲之后,有一天夜里,我半躺在床上再一次讀到這句話,我被這句話嚇得坐了起來。我必須在此承認,我被那個叫王熙鳳的女人嚇住了。這個世界上最起碼有兩個王熙鳳,一個是面對著秦可卿的王熙鳳,一個是背對著秦可卿的王熙鳳。和林沖一樣,王熙鳳這個女人“使人怕”。把我嚇著了的,正是那個背對著秦可卿的王熙鳳。“一步步行來贊賞”,這句話可以讓讀者的后背發涼,寒颼颼的。它太反邏輯了。


                沒完,就在王熙鳳“一步步行來贊賞”的時候,另一個人恰恰在這個時候出現了,是的,他就是下流坯子賈瑞。寫一個色鬼和美女調情,老實說,百分之九十的作家都會寫。但是,我依然要說,把一個色鬼和女人的調情放在這個地方來寫,放在這個時候來寫,除了曹雪芹,沒有幾個人可以做到,不敢。剛剛探視了一個臨死的病人,回過頭來就調情,這是反邏輯的。


                在決定收拾那個下流的色鬼之后,曹雪芹再一次描繪起王熙鳳的走路來了,


                于是鳳姐兒方移步前來。


                你看看,多么輕松,多么瀟灑,多么從容。接下來是看戲,上樓,到了這里,曹雪芹第三次寫到了王熙鳳的步行動態。


                鳳姐兒聽了,款步提衣上了樓。


                這個動作是多么地妖嬈,可以說美不勝收了。


                我們來看哈,第一次,王熙鳳離開秦可卿,她是這么“走”的,“一步步行來贊賞,”從字面上看,她的心情不錯,怡然自得,心里頭并沒有別人,包括秦可卿。第二次,王熙鳳離開賈瑞,她是這么“走”的,“方移步前來”,她的心情依然不錯,心里頭也沒有別人,包括賈瑞。第三次,“款步提衣上了樓”,這一次,鳳姐的心里頭有人么?字面上我看不出來,但是,我們往下看。


                上了樓,看完戲,曹雪芹寫了王熙鳳在樓上的一個動作,那就是她在樓上往樓下看,同時還說了一句話,“爺們都往哪里去了?”這句話突兀了,很不著邊際。王熙鳳嘴里的“爺們”是誰?曹雪芹沒有寫,我們不可能知道。但是,我記得我剛才留下過一個問題,是第二個問題,那就是王熙鳳在和秦可卿聊天的時候為什么要把賈蓉支走?——王熙鳳嘴里的“爺們”是不是賈蓉呢?曹雪芹沒有明說。當一個婆子告訴王熙鳳“爺們吃酒去了”之后,王熙鳳的一句話就更突兀、更不著邊際了。她說:“在這里不便宜,背地里又不知干什么去了?”這句話很哀怨,作為讀者,我能夠感受到王熙鳳的失望。但她為什么失望,老實說,我們依然是不清晰的。但是,賈蓉的母親、秦可卿的婆婆,尤氏,這個時候卻突然冒出了一句話,她對王熙鳳說:“哪里都像你這么正經的人呢。”曹雪芹厲害吧,不早不晚,他偏偏在這個時候安排尤氏出場了,還說了這么一句不著四六的話。這句話特別有意思,它太意味深長了。你們還記得吧,我留下過一個問題,是第一個問題,那就是——尤氏每一次見到鳳姐都要“笑嘲一陣”,這句話在這里派上了用場,尤氏哪里是夸鳳姐“正經”?幾乎就是指著鼻子說王熙鳳“不正經”。為什么是尤氏來說這句話呢?道理很簡單,和王熙鳳曖昧的賈蓉,他不是別人,正是尤氏的兒子。尤氏見到王熙鳳那里能有好臉?“尤氏知情”這個判斷可靠不可靠?我們把它作為第三個問題,還是先放下來。


                曹雪芹為什么就那么不通人情、不通世故呢?他為什么總是不按照生活的邏輯去發展小說呢?不是,是曹雪芹太通人情、太通世故了,所以,他能反邏輯。


                無論是“一步步行來贊賞”、“方移步前來”,還是“款步提衣上樓”,我們看到的是這樣幾點,第一,王熙鳳這個女人是貴族,姿態優雅,心很深。她養尊處優,自我感覺良好。第二,王熙鳳這個女人有兩個不同的側面,在公眾面前,也就是“當面”,她的心中“裝滿了所有的人”,她對每一個人都是無微不至的;到了私低下,也就是“背面”,她的心中空無一人,無論是閨蜜還是和她調情的下流鬼,她都沒有放在心上。她唯一放在心上的,其實只是欲望,她惦記的是“便宜”,是“背地里”,是“不知道干什么去。”這讓這個貴婦人的內心稍稍有那么一點點的著急,所以,她要“款步提衣上樓”。雖然有那么一點點的著急,可是,一點也不失身份。正如尤氏所說的那樣,鳳姐是個“正經的人”,她走路的樣子在那里,高貴,優雅,從容,淡定。


                話說到這里我突然就不自信了,我很擔心同學們站起來質疑我:什么反邏輯?是你想多了,是你解讀過度了,是你分析過度了。但是,曹雪芹終究是偉大的,是他的偉大幫助我恢復了自信。曹雪芹用他第十三章幫我證明了一件事,我的解讀與分析一點也沒有過渡。


                在第十三章之前,曹雪芹用整整第十二章的篇幅描寫了王熙鳳的一次謀殺。接下來,第十三章來了,《紅樓夢》終于寫到了秦可卿的死,當然,還有秦可卿的葬禮。


                秦可卿死了,最為痛苦的人是誰呢?第一就是賈蓉,他是秦可卿的丈夫,他的傷心不可避免;第二必須是王熙鳳,她是秦可卿的閨蜜,她的傷心也不可避免。那么,我們往下看吧,看看曹雪芹是怎么去描寫痛不欲生的賈蓉和痛不欲生的王熙鳳的。


                可是,問題來了,攤上大事兒了,曹雪芹不僅沒有交代賈蓉和王熙鳳的情緒反應,甚至都沒有去描寫這兩個人。這兩個人在小說里突然失蹤了。這是反邏輯的。


                做出強烈情緒反應的是這樣的兩個人,第一,秦可卿的叔叔,賈寶玉,他“哇的一聲,直奔出一口血來。”第二,秦可卿的公公,賈珍,他哭得“淚人一般”,都失態了,一邊哭還一邊拍手,也就是呼天搶地,完全不顧了自己的身份和體面。賈寶玉天生就憐惜女性,秦可卿還是他的指導老師,他的情緒是可以理解的,賈珍為什么這樣痛苦,我不知道。我可以肯定的只有一點,這是反邏輯的。


                也許我們不該忘記另一個人,秦可卿的婆婆,尤氏。我們剛才把她作為第三個問題放下來了,現在,我們來看看尤氏都做了些什么。無論是祭奠還是葬禮,尤氏都沒有出席,為什么呢?她胃疼了。祭奠的時候,尤氏的胃疼了一次;到了秦可卿的葬禮,尤氏的胃又疼了一次。我們且不論尤氏的胃病到底有多嚴重,我想說的是,哪里來的那么巧?秦可卿死了,你胃疼了,秦可卿出殯了,你的胃又疼了。天底下沒有這么巧合的事情。這是反邏輯,在這個地方,我們馬上可以得出一個判斷,尤氏在回避。尤氏知道的事情太多了,的確,賈蓉與秦可卿這對夫婦,他們是太黑的一個黑洞了。可是,她為什么要回避兒媳婦的祭奠與葬禮呢?這與她丈夫——賈珍——的態度反差也太大了。范偉一定要問,同樣是生活在一起的兩口子,做人的差距怎么就這么大的呢?這是反邏輯的。


                王熙鳳到了什么時候才出現?在寧國府需要辦公室主任的時候。到了這個時候,王熙鳳終于在第十三章里出現了,她順利地當上了寧國府的辦公室主任。王熙鳳過去是榮國府的辦公室主任,秦可卿呢,是寧國府的辦公室主任。現在,兩邊的辦公室主任她都當上了。到了這里我們可以清晰地知道了一件事,王熙鳳的欲望是綜合的、龐雜的,這里頭自然也包含了權力的欲望。王熙鳳的步行動態和她辦公室主任的身份是高度吻合的。是的,王主任的心里頭沒人,只有她的事業與工作。我想這樣借用金圣嘆的一句話:“王熙鳳自然是上上人物,只是寫得太狠,看她算得到,熬得主,把得牢,做得徹,都使人害怕。”


                我們在閱讀《紅樓夢》的時候其實要做兩件事,第一,看看曹雪芹都寫了什么,第二,看看曹雪芹都沒寫什么。


                曹雪芹為什么就那么不通人情、不通世故呢?他為什么總是不按照生活的邏輯去發展小說呢?不是,是曹雪芹太通人情、太通世故了,所以,他能反邏輯;他不只是自己通,他還相信讀者,他相信我們這些讀者也是通的,所以,他敢反邏輯。因為反邏輯,曹雪芹在不停地給我們讀者挖坑,不停地給我們讀者制造“飛白”。然而,請注意我下面的這句話,——如果我們有足夠的想象力,如果我們有足夠的記憶力,如果我們有足夠的閱讀才華,我們就可以將曹雪芹所制造的那些“飛白”串聯起來的,這一串聯,了不得了,我們很快就會發現,《紅樓夢》這本書比我們所讀到的還要厚,還要長,還要深,還要大。可以這樣說,有另外的一部《紅樓夢》就藏在《紅樓夢》這本書里頭。另一本《紅樓夢》正是用“不寫之寫”的方式去完成的。另一本《紅樓夢》是由“飛白”構成的,是由“不寫”構成的,是將“真事”隱去的。它反邏輯。《紅樓夢》是真正的大史詩,是人類小說史上的巔峰。


                《水滸》這本書你讓一個英國人來寫,可以的,讓一個法國人來寫,也可以的,但是,《紅樓夢》的作者只能是一個中國人,一個中國的詩人。


                《紅樓夢》是無法續寫的,不要遺憾。你也許可以續寫《紅樓夢》寫實的那個部分,但是,你無論如何也無法續寫《紅樓夢》“飛白”的那個部分。即使是曹雪芹自己也未必能做得到。《紅樓夢》注定了是殘缺的,——那又怎么樣?


                現在的問題是,“飛白”,或者說,反邏輯,再或者說,“不寫之寫”真的就由那么神奇么?我說是的,這里頭其實有一個美學上的距離問題。


                1912年,英國教授瑞士人布洛發表了一篇重要的論文,《作為藝術因素和審美原則的“心理距離”說》,在這篇論文當中,布洛第一次提出了審美的“距離”問題。我們也不要把這個理論上的說辭僵硬地往我們的問題上套,但是,距離的問題始終是藝術內部的一個大問題,這個是無法回避的。我想強調的只有一點,在“距離”這個問題上,由于東西方文化上的差異,我們在認識上有比較大的差異,西方人更習慣于“物”——“物”的距離,也就是“實”――“實”的距離,我們東方人更傾向于“物”——“意”,也就是“實”――“虛”的距離。就像中國畫,在我們的畫面上,經常就“不畫”了,不要小看了那些“飛白”,它們太講究了,它們是距離,那可是“上下五千年、縱橫八千里”的。我們的“距離”就在這一黑一白之間。


                我的問題是,這怎么就成了我們的審美方式的呢,它怎么就變成我們的趣味的呢?簡單地說,我們是怎么好上這一口的呢?其實,這不是憑空而來的。如果一定要挖掘一下它的由來,那我們就必須要提到《詩經》所建立起來的、偉大的審美傳統。鐘嶸在他的《詩品》里對《詩經》做過簡略的、相對理性的分析,他說:“詩有三義,一曰興,二曰比,三曰賦。”這個大家都知道,“興”是什么呢?鐘嶸自己回答說:“文已盡而意有馀。”這句話我們太熟悉了,不動腦子都能明白。但是,我們仔細想過沒有,這句話里頭其實有一個次序上的問題,有一個距離上的問題,——就一般的審美感受而言,“文”就是“意”,“意”就是“文”,可是,“興”所強調的恰恰不是這樣,而是文“盡”了之后所產生的意,這就很不一樣了。這才是我們東方的。“意”在“文”的后頭,它構成了一種浩大的動勢,一種浩大的慣性。我們東方詩歌所謂的“韻味”就在這里,這一點,我們在閱讀古詩的時候都能夠體會得到。


                當然,把“興”這個問題說得更加明白的還是500年之后的朱熹。我們都知道,朱老夫子給“興”所下過一個定義,這個定義很直白,那就是“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”。朱熹把次序問題,或者說距離問題說的簡單多了,你必須“先”言他物,你才可以“引起”所詠之詞。——你想說“這個”,是吧?對不起,那你要先說“那個”。說過來說過去,“那個”越說越“實”;而“這個”呢,反而越說越虛,虛到可以“不著一字”的地步,你反而可以“飛白”,你反而可以“不寫”。的確,我們中國人就是喜歡這個“意在言‘外’”。


                我敢說,如果沒有《詩經》,尤其是,沒有魏晉南北朝的藝術批評和理論探索,我們的唐詩就不會是這樣,我們的宋詞就不會是這樣,我們的《紅樓夢》就更不會是這樣,可以說,是中國詩人曹雪芹寫成了中國小說《紅樓夢》。如果曹雪芹沒有博大的中國詩歌修養和中國詩歌能力,《紅樓夢》不會是今天這個樣子。是的,《水滸》這本書你讓一個英國人來寫,可以的,讓一個法國人來寫,也可以的,但是,《紅樓夢》的作者只能是一個中國人,一個中國的詩人。如果沒有《詩經》和唐詩為我們這個民族預備好審美的集體無意識,曹雪芹絕對不敢寫王熙鳳“一步步行來贊賞”,打死他他也不敢這樣寫,那樣寫太詭異了。


                最后我還要強調一點,是關于文本的。我不是“紅學家”,有關“紅學”我幾近無知,我只是知道一點,因為復雜的歷史原因,《紅樓夢》經歷過特殊的增刪,尤其是刪。我們今天所能讀到的這個《紅樓夢》文本,是被處理過的。即便如此,我依然要強調,作為一個一天到晚“增刪”小說的人,我想說,刪其實也是有原則的,——既有歷史現實的原則,也有小說美學的原則。它不可能是胡來,更不可能是亂刪。某種程度上說,“刪”比“寫”更能體現美學的原則。如果這個世界上真的存在這么一個人,他刪過《紅樓夢》,我只能說,他能把《紅樓夢》刪成這樣,他也是偉大的小說家。


                由于能力的局限,我只是提出了一些個人的看法,謬誤之處請老師同學們指正。


                2015年4月24日于北京大學圖書館 來源 | 小說月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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